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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官场说话讲究多 多磕头少说话位极人臣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7-10-23 浏览次数:52
小说《官场现形记》写到的华中堂,做官之道与曹振镛不谋而合。华中堂回答门生贾大少爷的问题说:“多碰头(磕头),少说话,是做官的秘诀。”“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可忘记不碰;就是不该碰,你多碰头总是没有处分的。”黄大军机对华中堂的做官秘诀大加赞赏,他对贾大少爷说:“华中堂,阅历深,他叫你多磕头,少说话,老成之见,这是一点儿不错的。”据说华中堂的原型是晚清重臣荣禄之流,而且荣禄可能真的说过华中堂上述那些话。如果是这样,说明晚清也盛行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。
曹振镛所以要奉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为圭臬,这六字官经所以能流传下去,大行其道,无非是这样做能使仕途顺畅:可以给上司以老成、持重、谦恭的印象,取得其好感和信任;可以避免语多出错,授人以柄;可以收敛锋芒,磨平棱角,免遭同僚忌恨。总之,有利于保护自己和在官场发展。
古代官场说话讲究多
我们可以鄙薄曹振镛之为人,但同时也得承认,从某种程度上讲,是官场环境催生了曹振镛这类谨小慎微的庸碌官员。
有的皇帝,是不允许臣下有任何口误的。清朝金埴《不下带编》一书说:明朝嘉靖皇帝召太医令徐伟诊脉,徐伟进殿后匍匐膝行,见皇帝坐在小床上,龙衣拖到地上,不敢继续向前爬,奏道:“皇上龙衣在地上,臣不敢前。”嘉靖帝马上拉了拉衣服,伸出手腕让徐伟诊脉。诊脉毕,徐伟回到值班室。皇帝下诏内阁,说:“伟适诊脉,称衣在地上,足见忠爱。地上人也,地下鬼也。”并给了徐伟重重的赏赐。徐伟见到诏书,惶惧失色,庆幸自己拣了一条命,以为有神灵在暗中保佑。如果徐伟口不择言,说“衣在地下”,在嘉靖帝听来,等于骂他是“鬼”,罪该万死。金埴说,嘉靖帝“严而多忌,误有所犯,罪至不宥”。若是遇上嘉靖帝这样的皇帝,官员们哪能不诚惶诚恐?生怕语多必失,要对自己讲的每一个字斟酌再三。不幸的是,嘉靖帝这样严苛的皇帝,在历史上不是个别的。
明朝崇祯帝被认为是刚愎自用的皇帝,不过他有时也显得有些“开明”,对口误者,不责怪,不追究。明朝李清《三垣笔记》一书说,1638年4月的一天,崇祯帝召见地方官员,五人一批,不提问题,让他们自己随便说。这些地方官都是只会磕头不会说话的“磕头虫”,初次见皇帝,惶恐之下闹出了不少笑话:“或语冗碎不可了,上必云‘减省些’;或误称‘臣’为‘知县’;或误称‘上’为‘老大人’,旋觉误,仓皇称‘老皇上’者。上微笑。”官员们讲话错误百出,触犯忌讳,但崇祯帝以微笑表示对这些地方官的宽容。
皇帝也“金口难开”
不但一些官员有意不多说话,而且一些皇帝也刻意少言寡语。
皇帝之口被称为“金口”。俗话说,“金口难开”,意即皇帝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。
陈洪谟《治世余闻》一书据李东阳《燕对录》云:自明英宗天顺时期至明孝宗弘治时期,40年间,英宗、宪宗及即位之初的孝宗,难得召见内阁大臣,每次见面不过一二句话。弘治十年(1497)三月的一天,孝宗听大臣讲解经书毕,召见内阁大臣徐溥、刘健、李东阳等,皇帝讲的话比以往多得多,令李东阳大为惊奇。其实这一天接见内阁大臣,明孝宗只讲了10句话。句子短的只有两三个字,长的也不过20个字。短句如:“近前”,“看文书”,“与先生辈计较”,“吃茶”。在李东阳看来,这是破天荒第一回。
这里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。宋朝至和年间(1054-1055),仁宗皇帝得了很重的病,连续昏迷三天。治愈后,“帝自此御朝,即拱默不言。大臣奏事,可即首肯,不即摇首”。宋仁宗从此不再开口,仅以点头、摇头表示对大臣的报告允准与否。其实他并没有丧失语言功能。幸亏当时有富弼、韩琦、文彦博、包拯等一批名臣为他支撑局面,朝廷才得以正常运转。
睿智如唐太宗者,也不多言多语。唐太宗言:“朕每临朝,欲发一言,未尝不三思,恐为民害,是以不多言。”担任给事中并负责起居注的杜正伦说:“臣职在记言,陛下之失,臣必书之,岂徒有害于今,亦恐贻讥于后。”他点破了唐太宗的心思,原来唐太宗是怕多讲话出错,危害百姓,并被后人耻笑(因他的言论都要被史官记录下来,他本人都看不到)。
皇帝讲话一般少之又少,这是树立威势和驾驭群臣的需要。他们一方面标榜以儒家学说治国,一方面采用法家倡导的统治术。《韩非子·主道》云:“人主之道,静退以为宝。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,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。是以不言而善应,不约而善增。”意思是说,君主的原则,以静退为宝。自己不操劳事务而知道臣下办事是拙还是巧;自己不谋划事情而知道臣下的计谋会得福还是会得祸。因此君主虽然不说话,臣下却能很好地提出自己的主张;虽然对臣下不作规定,臣下也能作出更多的功效。皇帝少说话,显得高深莫测,威严无比,可使臣下产生敬畏之心。
古代官场,没有自由、平等讨论的气氛。要让官员们消除顾虑、畅所欲言,很难做到。
防止“祸从口出”的技巧
古代官员为防“祸从口出”,很讲究说话的技巧。试举几条:
必要时保持沉默。明朝陈洪谟《治世余闻》一书说:明孝宗时,高官中有一人善于结交皇帝身边的人,这些被收买的人常在皇帝面前赞誉这位大臣的才能。一天,明孝宗对兵部尚书刘大夏说:“闻某极有才调。”刘大夏没有敢回答。孝宗以为刘大夏没有听清楚,大声说:“工部尚书李某,尔知之否?”刘大夏仍然没有敢回答。明孝宗这下明白了刘大夏的意思,笑着说:朕只听说此人能办事,没有来得及了解他的为人。刘大夏急忙叩头,说:诚如皇上所谕。刘大夏两次不回答明孝宗的话,是怕得罪别的大臣。
不作正面回答。有的皇帝,在立皇太子、立皇后,或者改立皇太子、改立皇后之前,会征询大臣们的意见。有的大臣不知轻重,正面回答了皇帝的问题。有的大臣怀有顾虑,不愿正面回答皇帝的问题,而会说:“这是皇上的家事,外人不便说话,还是皇上拿主意吧。”这一句话,便把自己撇清了。历史上多有这样的例子,多位大臣靠这样的回答躲过了杀身之祸。
回避实质问题。西汉元帝听说贡禹“明经洁行”,派使者召他到朝廷,提拔为谏议大夫。元帝几次三番虚心地向他咨询如何治国,贡禹说:高祖、文帝、景帝时,宫女不过十余人,皇家的马百余匹。景帝之后,争为奢侈,宫女和马匹越来越多。完全像开国之初,很难做到,但是也要稍稍仿效。如今宫殿已经造好,不能更动了,其余尽可减损。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记载的这段话之后批道:“孝元践位之初,虚心以问禹,禹宜先其所急,后其所缓。然则优游不断,谗佞用权,当时之大患也,而禹不以为言;恭谨节俭,孝元之素志也,而禹孜孜言;何哉!”批评贡禹有意避重就轻,谗臣、佞臣当道他不说,却说一些节俭之类的、不痛不痒的话。官员们若是都把心思用在少说话、不给人抓到把柄上面,那官场也太沉闷了,哪还有勃勃生气和创造精神?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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